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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添加时间:2011-12-19

    (一)建设工程合同本身存在的问题

    1、承包方资质不符。

    一是以个人名义承建工程,临时召集人员组成施工队伍,由于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且人员流动性大,在工程完工后施工队伍即告解散,发生有关合同的纠纷后,既难以查找有关的当事人,又难以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

    二是部分企业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超越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承建建设工程,如某旅游开发公司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限于“旅游服务、饮食、副食、五金、交电、建材销售”,却承建了某风景点的部分景点建设工程,应当指明的是,“旅游服务”并非指该公司具备承建旅游景点建设工程的资格。

    2、签订合同存在随意性。

    一是合同签订与否不影响工程施工。合同是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直观载体,能够直接地记载约定的事项,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因此签订书面形式的合同,是建设工程合同成立与否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很多当事人签订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有73.34%的案件当事人签订了书面合同(或协议),部分当事人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却未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变更事项签订书面协议,以致仍然会发生因约定不明,对变更后的施工行为产生纠纷的情况。

    [案例一]刘某承包某铁矿后,与吕某达成协议,由后者按照图纸设计,承建通往该矿运输道路上一座小型桥梁的施工。施工期间,吕某按照图纸设计者的临时要求,加宽了桥面的施工面,但此事未事先告知刘某,事后双方也未能就增加的工程量如何计算工程款达成一致,因此引发纠纷。

    有超过1/4的案件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对约定的内容不能形成一致,不仅为滋生纠纷埋下了伏笔,而且不利于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甚至在部分案件中,当事人在事先未达成一致情况下就草率施工,工程动工之时就是纠纷发生之时。

    [案例二]钟某长期从事工程施工,与某学校负责人系熟人。2006年6月,钟某承建了该学校的部分校舍加固及室内装修工程,因认为工程量较小,双方并未约定工程造价等事项,仅是简单地商定在工程完工后再行议定工程款。由于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上涨等因素影响,工程完工后,钟某主张按上涨后的价格核算工程款,但校方却拒不认可材料的价格,双方在如何核算工程款发生了纠纷。

    二是书面合同的内容不规范,都普遍存在约定不明、用语不规范等瑕疵。原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曾于1999年底印发过修订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适用于各类公用建筑、民用住宅、工业厂房、交通设施等建设工程,是当事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的最佳范本。虽然此范本仅是一种指导性的范本,要求所有的建设工程均严格按照此范本签订合同有些过于苛刻,但是对于易产生纠纷的事项,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在部分案件中,当事人甚至对于打印的合同文本随意涂改,并以此做为最后的约定,由于未注明涂改原因或捺印,给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例如有一份施工协议书中共出现了10处涂改,且至少有两人的笔迹,其中包括施工范围、要求、款项计算等容易产生纠纷的项目。

    三是对质量问题约定不明。部分当事人未认识到质量对于建设工程的重要性,或是未约定质量问题,或是未约定出现质量问题的处理方式等。从案件反映的情况来看,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扣留部分工程款做为质量保证金,但由于未约定提出质量问题的期限、出现质量问题如何赔偿等事项,容易因被扣质量保证金的给付问题产生纠纷,发包方认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而拒付该款,承包方则认为发包方是在为拖延付款找借口,实际上当事人更加关心的是做为该笔工程款的给付,而并非工程本身的质量。这样,本因是案件纠纷争执焦点的质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为了当事人围绕工程款给付问题展开讨价还价的筹码。

    3、一定程度上存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现象。

    由于多数案件工程量不大,无须采取招投标来确定承包方,因此当事人多数是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取得工程承建权。部分承包人或是由于资金、人员等因素,不具备组织施工的能力,或是其本身就是通过转包、分包工程谋取所谓“中介费”、“介绍费”等不当利益的,转包、分包等违法现象较为突出,约有17.78%的案件中发现了类似情况。部分案件中,承建人甚至直接将原承包合同复印后,与转包、分包后的承建人签订新的承包合同,出现了在一份合同中,当事人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也直观地反映出工程承包与转包、分包的实际情况。

    [案例三]某铁矿将矿区土建工程交由周某承建,并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周某与严某系合伙关系,二人又将该工程转让与袁某承建,同样使用的是前一份协议书。在提交到法院的协议书中,注明当事人双方基本情况处的甲方为某铁矿,乙方为周某,而落款签名处的甲方却为变成了严某,乙方则变成了袁某。

    同时,部分工程的发包方对承包方的施工资质等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些当事人由于不具备相应的资质或无资质,不符合发包方有关承包方的资质要求,就出现了所谓的“挂靠”现象,即承包人借用具备资质的公司的名义承建相关工程,“挂靠”公司在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后,“指派”承包人担任驻工地的项目“负责人”,实际上是承包人自行组织施工,而对于工程进展、工程款的收取等与发包方相关的事宜,均由承包人以所“挂靠”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办理,约有15.56%的案件中存在此类现象。由于“挂靠”公司注重的是收取“管理费”等实得利益,对于承包人与发包方之间围绕承建工程的相关事宜,特别是工程款给付等纠纷无意过问,在部分案件中甚至出现了所谓“工程转让”、“债权转让”的情况,即“挂靠”公司通过一定的形式将权利义务“让与”实际承包人,由承包人从“挂靠”公司那里获取与涉案合同相关的权利,并以原告的名义参与诉讼活动。这也导致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对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存在所谓的“债权”、“工程转让”和“债权转让”的合法性等问题提出异议,特别是有关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承包人的原告身份是否适格成为了案件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案例四]刘某借用A建筑公司的名义,承建B公司厂区部分改扩建工程,在“施工签证单”、“验收单”、“结算表”等相关书证上,施工单位的名称均为A建筑公司,而刘某则为工程负责人。工程完工后,B公司因故拒付工程款。A公司出具了一份“债权转让书”,以刘某与其系内部承包关系、内部账目已清算为由,将B公司未付的工程款转归刘某个人所有。据此,刘某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给付名为A公司实为其个人承建工程的款项。B公司在答辩状中、庭审时均认为所谓的“债权转让”关系不成立,并对刘某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了异议。

    4、施工管理较为混乱。

    一是没有施工进展的书面记录。案件中多数没有施工日志或施工签证单,仅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词反映施工情况,而这些证人多为申请方的雇佣人员,其证词的证明力有限;部分当事人提交了施工日志,但因无双方的签名而被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部分当事人以工程结算书为证反映施工情况,但决算书更多地是记载双方完工检测情况、材料使用、费用开支等,对于是否存在工程延期、不按要求施工等情况却鲜有记载,也难以直观地反映施工进展。

    二是承包方内部职责不明。部分当事人以个人名义承建工程后,邀请他人进行管理,但对于被邀请人的身份、管理权限等做未明确界定,是代理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以及其行为的后果能否归于承包人等,都会由于身份关系不明的缘故而产生纠纷。

    三是财务款项往来数额不清。对于部分工期较长、施工资金投入较多的案件中,双方一般会约定根据施工进展分期给付工程款,而承包方也会在施工过程中以代付工资、伙食费、材料费等名义,向发包方预支部分工程款,这些款项多以借条、收条等形式出现,没有一定的格式,随意使用纸张,并由发包方单独记账,以致部分工程的承包人无法理清预支款项数额,在起诉时无法明确诉讼标的额的大小,甚至起诉主张“算账”。

    5、税费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普遍存在不缴纳税费的情况。仅有1件案件的当事人出具了发票,4件案件中约定由发包方直接扣除部分工程款,代扣代缴税费(由于没有提交相关票据或凭证,无法查明已代扣代缴的税费是否已向税务部门缴纳),二者占此类案件的8.89%。部分当事人约定了以税务发票、完税凭证等单据结算工程款,但在实际结算时,以双方认可的决算书、单方出据的收条等单据做账的居多,提及并缴纳的税费的当事人则较为少见,这与部分案件当事人系个人、无需发票即可入账等因素有关,但一定程度也反映出了基层法院辖区内税费流失的现状。同时,基层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存在一定的盲区,即更注重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调整矛盾纠纷,围绕工程本身等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进行审理,未要求或提示当事人到税务部门办理税费缴纳手续,忽视了当事人必须缴纳税费这一法定义务。

    二是代扣代缴税费计算方式有误。在代扣代缴税费的案件中,发包方将应付工程款做为应税款项,直接乘以税率得出应缴税额,再将该税额剔除后做为实付工程款,即假设应付工程款为a,税率为t,则税费b1=a×t,实付工程款c1=a-b1=a-a×t。对此,笔者认为这种计算方式不妥。应付工程款中包含了需缴纳的税费,若直接乘以税率核算税费,则会出现税费再缴税费的现象,即b1是a的一部分,在a×t时,b1随之与t进行了再次乘法运算,此种计算方式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加了应税款项的基数,增加了承包人的税费支出而减少了发包方的实付工程款,也就减少了承包人所得工程款。合理的计税方法,应当是将实付工程款c2做为应税款项,其与税率相乘得出税额,二者相加等于发包方的应付工程款,即a=c2+c2×t => c2=a/(1+t)。例如,在前述案例四中,B公司曾向刘某支付过一笔工程款,就采用了第一方式进行核算,其中a=46061.54元,t=6.6%,b1=a×t≈3040.06元,c1=a-b1=43021.48元;若采取第二种计算方式,则可直接计算出c2=a/(1+t)=46061.54/(1+6.6%)≈43209.70元。可以看出,c1与c2之间相差188.22元,误差率约为0.44%,差额就是发包方应付而实际少付了的工程款,即因计算方式有误导致承包方少得的工程款。

    (二)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立案案由不规范。除了将案由确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外,使用较多的案由还有建设工程合同工程款纠纷、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拖欠工程款纠纷、工程质量保证金纠纷等,同一类矛盾纠纷,案由却五花八门,甚至呈现新增案由扩大化的趋势。

    2、对涉案事实审查不严。

    一是对当事人基本情况审查不严。主要是当事人系个人的案件中,部分当事人户籍姓名与实际使用姓名不一,即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的是实际使用的姓名,而参与诉讼活动时因需提交身份证明,便使用的是户籍姓名。对此,部分案件的起诉状中未对使用不同姓名的是否系同一人进行说明,而案件审理过中程也未进行核实,仅在裁判文书中以曾用名注释,虽然对方当事人未对此提出异议,可以视为是默认,但案件审理程序上存在瑕疵仍是不可否认的。

    二是审查合同效力的主动性不强。《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明确规定,具有三种情形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签订合同的行为无效,但笔者所查阅的案件中,对于存在相关情况的合同,未依照法定程序做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与当事人诉讼主张有关,涉案工程多已竣工且合同内容多已履行完毕,纠纷多集中在工程款给付等问题上,少数提出质量纠纷的,也对合同效力没有争议,故此在审理案件时,均按意思自治原则对于合同效力予以确认;另一方面是当事人对法律规定不明,虽然在《解释》中也规定,合同无效但工程竣工且验收合格的,承包方仍可主张给付工程款,即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地导致丧失主张给付工程款的权利,但若合同被认定无效,一些当事人会认为基于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消失,发包方无须给付工程款而承包方也无权主张工程款,导致出现原有纠纷未解决又出现新纠纷的情况,不利于解决案件纠纷。

    三是对款项给付情况审查不清。部分工程的施工量大、工期长,合同双方的财务款项往来频繁,在进入诉讼程序后提交的记账凭证等证据有限,而案件承办人员基于专业知识的限制,对于准确查明工程款给付等争议事实存在一定困难,容易出现事实审查不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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